对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是因为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
　　岁初年末，寒风袭人，在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新闻出版总署办公楼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记者专访。
　　“这五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可以说发生了大改革、大发展、实现了大变化、大跨越。”柳斌杰说。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柳斌杰如数家珍，回顾了新闻出版业取得的斐然成绩，更描绘了新闻出版作为产业所蕴含的光明前景。
　　四年前，柳斌杰开始掌舵新闻出版总署。很快，这位当过工人，下过矿井，办过企业的专家型官员，即以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形象享誉新闻出版界。他的鲜明的市场意识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没有市场谈何阵地？”这句柳斌杰最喜挂在嘴边的话，将市场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梳理得分外清晰。
　　深化改革成为近年新闻出版业响亮的主旋律。其中，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的不同属性，将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成为新闻出版单位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亦被视为加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站在“十二五”的起点，回望过去，柳斌杰深感欣慰：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出版、发行领域转企改制率先完成。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也于去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地方和高校出版单位已完成转企改制，除个别地区外，发行单位转制也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12月31日，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核销所有事业编制共18000多名，其中106家出版社已规范完成转企改制。
　　以产业视角衡量，改革成就更是斐然。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达到1万3千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改变文化生产的模式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启动开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经全部完成转企改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了？
　　柳斌杰：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央一直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3年开始试点，选了35家单位进行试点。在2006年全面推开，要把重点放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上，特别是中央专门成立了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领导小组，可见这个工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间是一个中心环节。
　　“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列，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消除，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创造力。经营性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45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总市值达到5700亿元。从2009开始，在2010年全部完成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14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这项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到的人员有几万人，涉及到的社保投入的经费达20亿多，是非常巨大的艰巨的工程，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我们需要下那么大力气、必须做这样的改变呢？
　　柳斌杰：这就是要改变我们文化生产的模式。由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把文化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只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考虑它作为本身行业的生产、发展的规律。第二，是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这些单位由国家完全养起来，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活力，竞争机制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创新能力不够。由于这种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它没有进入市场竞争，所以它没有创新、创造的思想来指导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年复一年。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就跟当前的市场机制游离了。别的门类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而我们这个行业游离了市场经济。
　　另外，现在人民群众接受的信息，阅读的知识门类广泛。可以说是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需要我们出版单位提供适合各个门类，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程度、各种职业、各种文艺欣赏水平的文化，文化由政府计划的模式全部都落后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出版市场是一个以跨国出版公司为主导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而我们这种体制、这种方式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出不来。我们在世界的话语权没有主导，所以我们文化生产力解放不出来，人的创造能量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改造我们的体制机制，确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文化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你曾经说过不仅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把药罐子都砸碎了。您这样说是想传达什么呢？
　　柳斌杰：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它生产的是一种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生产得好，才能生产得多。如果我们违背了它的规律，过分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否定了一般的规律性，它是不能持续的，也不能持久的。我们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它，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这个观念变不了。
　　通过五年改革，400多万人砸掉了铁饭碗，走向了市场，在竞争中发展，这就是巨大的变化。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更加理解这个问题。“十一五”期间，图书品种增加到了135.8万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从先秦到民国一共生产了110万种书。我们这五年，平均每个人达到了26种书。这个生产能力不是改革是做不到的，过去一个出版社出上百种书都出不来，现在四五百，上千种都能出来。图书品种增加，图书的发行量也大增。“十一五”期间，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我国内地占了25席；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位，五年累计发行2000万册以上的10种图书中，我国就占3种；我国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居世界第三位。这些重要的门类在国际上都居于前位，应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财经国家周刊》：您多次提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传播力就是竞争力，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我国的传播力”。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传播力有哪些变化？
　　柳斌杰：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借助现代化媒体和数字传播手段，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实施一系列工程，进一步稳固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加强新闻信息的传播能力。各种传播载体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节点多、覆盖面广，时效性、传播质量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技术变化是重要因素。传统媒体适应数字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前，互联网是个人、公司办的，因此我们发愁，传统媒体如何适应网络。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了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记者更是遍布全球各地；图书期刊已经进入193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报纸的发行范围已扩大到了八九十个国家，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广播、电视的多语种覆盖也越来越广。
　　在出版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举个例子，我们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过去仅是租几个展位，只有几个重点区域受人关注；现在，中国展位已然成为国际书展的一个中心，外国参展商常常团团围着中国参展商，我们办的大型活动也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现在好多书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几名。法兰克福书展、希腊书展等中国都是主宾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影响大了，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传媒感兴趣。
　　一句话，通过传统转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传播手段的使用，我国文化的整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
　　柳斌杰：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很少能提出关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关心的、能变成世界议论中心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就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不足是出版业整体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缺乏时代感的创新精神，就推不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新闻、好图书、好艺术作品。我们的故事没讲好，拿不出好东西来，只能大量引进外国的书，也就不可能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这五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创新，等等。我相信，凭借我们现在的基础，再加上内容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本质，提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推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版作品。

版权贸易逆差在缩小
　　《财经国家周刊》：内容建设一直是我们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短板之一。我国目前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情况如何？
　　柳斌杰：在版权贸易方面，五年间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跨越。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转变为2009年的3.3∶1，逆差明显缩小。出现这些变化，因素很多。
　　中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将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作为“五大战略”之一。这几年，各个出版单位，特别是大集团对国际版权高度重视，推出一些精品力作，适合外国人引进出版的项目不断增多。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大家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发展奇迹。这几年，版权引进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引进中国经典著作等传统文化和中医、功夫、烹饪等特色文化，现在则主要引进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书籍，包括重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中国的书籍等。而且，引进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汉语圈国家居多，现在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当然，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多下工夫，提高我们在更多领域的出版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期间，总署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柳斌杰：总署将继续深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和“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在产品、渠道和资本三大方面推进“走出去”工作取得新进展。
　　力争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数字出版产品的出口额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物出口数量和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刷外贸加工规模总量为“十一五”末的两倍，占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走出去”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新闻出版专业人才；基本形成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新闻出版“走出去”的新格局，使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您谈到了培养专业人才问题。当前，随着传播工具、传播手段的不断变化，新闻出版行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请问，在“十二五”期间，从政府管理工作的角度，有没有培养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考虑？
　　柳斌杰：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行业与工业不一样，工业是流水线设计，设计一旦定型了，谁来操作就不那么重要了。文化行业基本生产力是人脑加电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的创作力，这是关键问题。所以，“十二五”期间，人才培养仅排在出台正确的政策这一项之后，是第二个支持条件。
　　目前，已经有了培养四大人才的人才推动计划，“四大人才”是指领军人才、高级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即懂经营、会管理、懂新闻出版的人才。

迎接数字出版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柳斌杰：新闻出版传播数字化革命，是这个时期碰到的最大挑战。传统出版突然面对技术革命时代，传播手段变了，出版领域出现了数字出版问题，新闻领域出现了多媒体问题。过去，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现在一下子变得对象化、分众化，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此外，文化市场化进程与原有的一套秩序发生了矛盾，这也是一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数字出版被很多人看做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制高点，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出版产业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柳斌杰：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能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壮大了整个新闻出版产业。从近期看，对报业会有些冲击，比如，减少了报纸的广告收入，分流了一部分读者。从图书出版看，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销售。
　　在我看来，未来五年，新闻出版业将呈现出传统出版和新媒体、新业态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新技术的带动下，新媒体、新业态迅猛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新闻出版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融合，两者各有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步伐。
　　《财经国家周刊》：在发展数字化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将有何举措？
　　柳斌杰：我们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战略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实施重大数字出版工程，加快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等措施，推动传统出版企业战略转型，发挥其在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发展壮大新媒体、新业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同时，对于数字出版，我们也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发展和管理写得很明确。在管理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质审批和准入管理，实行责任编辑制度，加强岗位培训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非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数字出版市场体系。

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财经国家周刊》：农家书屋从2005年开始建设，从当初的225家到2010年的近30万家，覆盖了全国50%的行政村，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十二五”期间，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有哪些新思路？这样一大批书屋在建好后如何加强管理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保障这项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惠民工程能够持久开展下去？
　　柳斌杰：农家书屋建设是“十一五”期间中央决定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目标就是解决农村读书难、读报难的问题。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0多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0多亿元，建了30多万家农家书屋，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的指示，农家书屋工程“十二五”建设已于2010年启动，预计2011年将是农家书屋建设新高潮，到2012年将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提前3年全部完成。
　　其间，除了完成建设任务，还要把它管好、用好。为此，我们创立了几个机制。一是农村图书更新机制，确保每年要有新书进去，或者通过图书馆，延伸、扩大阅读范围；二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图书文化产品代销点，为其提供长期生存的土壤；三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代邮点，和邮政部门合作，进一步确保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
　　此外，今后还会在政策方面为农家书屋提供更多支持，如考虑到农民家庭购书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现实，农家书屋在销售图书文化产品上将享受免税政策，使农民真正受惠，解决读书难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每年图书出版数量大，品种丰富，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读书时间似乎越来越少，应如何协调这一不平衡状态？
　　柳斌杰：一方面，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总量居世界第一，电子书出版居世界第二。五年间我们图书品种总计达135.8万，而在解放前的几千年里，我国的图书品种仅为110万，这个阶段的比过去几千年的还要多20多万；总的发行量在上升，五年累计出书338亿册，年均近70亿册。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出版大国。但另一方面，我国图书的人均占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图书出版依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在图书出版方面，我们将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管理和引导，减少重复出版；二是鼓励原创出版，特别是少儿出版方面，鼓励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三是生产精品力作。
　　《财经国家周刊》：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等11家部委联合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成效如何？今后有什么规划？
　　柳斌杰：全民阅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提高公民素质主要靠读书。像美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国民的基本阅读能力都有明确要求，并有成套机制和政策保障。而且，国家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西方领导人在每年生日那天，都给孩子们读书，有的读他自己写的书，有的读经典的书，目的是倡导一个社会读书的风气。这种做法很成功，国民素质也通过读书慢慢得到提高。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行，传播阅读理念、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提高民众的阅读能力。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目前，这个活动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等活动。农村的读书活动也依托农家书屋慢慢搞起来了，农民通过读书获取更多知识，懂得了法律、医疗卫生保健知识。下一步，国家还会进一步科学规划全民阅读活动，在政策、制度、经费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我国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