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起步，这一年中令陈为江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当时刚调到国家科委参加大会筹备工作，亲耳聆听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二是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此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陈为江踏上了一个改革者的搏浪之旅。

　　1984年，陈为江刚到中图时，公司还在简陋的平房办公，硬件条件很差，更是“文革”的“重灾区”，有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第二年，他申请将公司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图公司就在美、英等5个国家建立了海外分公司，在109个国家组建了书刊进口体系；在国内建立了上海等5个分支机构，在44个主要城市建立了直接送货网络；1988年又与英国合资，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出版社……

　　现代出版企业转型的探索者

　　陈为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1954年被选派到前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回国后从事技术工作，1977年调至国家科委任处长、新技术局总工程师。1981年组建国家遥感中心，他是首任主任。这一时期的他与出版的关系似乎不大，但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随着与国外同行交流增多，精通俄语的陈为江开始下决心自学英语。3年后，在泰国曼谷召开的首届亚洲遥感会议上，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陈为江已经能流利地用英语做报告并回答提问。熟练的英语给他后来从事中外图书出版交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陈为江与出版结缘是在1984年，那一年9月，国家科委派他到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最初他只打算去锻炼一下，然后还回到科委搞他的技术本行。但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6年，除1986年国家科委任命他任兼职科委委员外，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图书行业。

　　陈为江回忆起刚到中图时的情景。当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有2400多名职工，北京总部在朝内大街一个大杂院里办公。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介绍陈为江与全体职工见面时，跃入他眼帘的是破旧不堪的会场，长条铁制的板凳，有的职工还坐在地上，四周一片嘈杂。公司在简陋的平房办公，不少职工安置在简易平房。除了硬件条件差，中图公司当时还是“文革”的“重灾区”，有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陈为江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他的斗志。上任伊始，他首先搞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各项业务数据，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中理出头绪，抓住关键问题，逐项予以解决。初到中图时，国家一年分配给中图用于进口国外图书资料的外汇额度只有2000万美元，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对进口科技书刊的需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国内外流通渠道也不畅通，一些急用的科技资料从进口到送达用户手中长达三个月。陈为江在科技部门工作过，深知国外先进的科技资料对国内科研的重要性。他立即给财政部写报告，请求取消对中图的外汇限额，改为按需供给。为疏通渠道，加快图书资料传递周期，陈为江立即着手组建国内外分支机构网络，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实现集团化管理。

　　陈为江上任后第二年，就申请将中图公司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内部分配实行岗位工资，奖励与效益挂钩，向贡献突出的人员倾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图公司就在美、英、德、日、俄5个国家建立了海外分公司，在109个国家组建了书刊进口体系；在国内建立了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5个分支机构，在44个主要城市建立了直接送货网络，广泛采用航空运输，加快到发货速度；在出版领域，1986年经批准成立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设北京、上海、西安、广州4个分公司；1988年与英国合资成立了万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中国专家撰写的学术著作，以英文版为主，向海外发行，这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出版社；1988年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购买了IBM4381计算机，在行业中首先实现公司的计算机管理。

　　在事业发展的同时，他着力改善公司办公条件和职工住房条件。经过不懈的努力，经国务院批准，中图公司办公大楼列入了国家建设计划。大楼施工时陈为江每周去两次工地，哪怕出差刚回来十分劳累，也坚持去工地看看才踏实。1992年9月，中图公司2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迎来了隆重的开业典礼，这是当时全国出版业中最大的现代化办公楼，400多位外宾和近千名国内同仁前来参加，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席典礼并讲话祝贺。几年间，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分公司的新大楼以及美国、英国、德国国外分公司的新办公楼相继竣工落成。与此同时，1000多套职工住房、新幼儿园也一项接一项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办公和居住条件。

　　1996年，中图公司改制为集团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机制，陈为江担任了第一任董事长兼总裁。经过10多年的发展，此时的中图公司在国内外有着良好的声誉，已经拥有30多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无一亏损。

　　陈为江在中图公司任职14年。与刚上任时相比，全公司销售增长了7倍，利润增长9倍多，从1984年1700万元到1998年增至1.7亿元；固定资产增长10多倍，所有者权益增长20倍。1997年全公司上缴国家各种税收1.27亿元，14年累计上缴国家税收9亿多元。

　　陈为江说，在中图公司任职的14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精华，也是最有意义的时光。实践使他深切体会到，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时刻都在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只要心底坦荡无私，勇于开拓进取，坚持为国作奉献，为民办实事，志存高远者，定会有恒必胜。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办者

　　1986年，为了吸引国际出版界更多地与中国交流合作，陈为江提出举办大型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设想，直接催生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此后，他又提出改变BIBF的组织领导结构、提高办展规格的方案，这一升格与变动，使BIBF从企业行为提升为由中国政府组织的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BIBF成为促进中外国际出版交流合作，展示中国出版成就的著名品牌，同时也成为亚洲最有声誉的图书博览会……

　　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岁月，令陈为江没齿难忘的还有BIBF的发展历程。今年9月他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第十四届BIBF。

　　从1986年到2008年，14届博览会陈为江都在现场，作为亲历者，他对BIBF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说起道来如数家珍。

　　1986年，随着中图公司事业渐有起色，为了跟上中国日益加快的改革开放步伐，吸引国际出版界更多地与中国交流合作，方便国内图书馆集中采购国外图书，陈为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整合国内分散办小型书展的资源，在我国举办大型国际图书博览会。公司领导班子反复研究论证，经国家科委报请国务院批准，从1986年起由中图公司主承每两年一届的BIBF。

　　时隔22年，回忆起首届BIBF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情景，陈为江依然很兴奋。那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版界首次向世界展开欢迎的双臂，吸引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著名的科技出版公司和出版集团前来参展。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重视，李鹏副总理、周谷城、严济慈副委员长、宋健国务委员和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开幕式，李鹏副总理接见了各国主要来宾，并亲自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规模为1500多人的盛大宴会。这是国际出版界在北京史无前例的一次盛会。

　　陈为江回忆，当时国内出版业相对薄弱，全国424家出版社年出新书仅4万种，出版用纸质量较差，且装帧简陋，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作权法》尚在酝酿中，国内出版社很少与国际出版界交往，中外版权贸易更是凤毛麟角。首届BIBF参展单位只能以国际出版公司为主，设266个展台；而国内出版社只有66个展台，参与者主要是一些科研教育单位图书馆采编人员和各省市外文书店，大多数国内出版社只是派人前往参观学习。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内出版业的加速发展，BIBF这个书业信息平台的功能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外出版交流合作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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