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出版30年走过的是西方大学社用100年走完的道路，西方大学社的代表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他们用100年走完的路我们在30年里都走完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中国大学社是将学术出版和商业出版结合得最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认为中国大学社整体实力与整体发展是西方大学社所不能比的，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还要好。第三个成功的地方是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商业出版这个领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西方大学社基本上是不走商业化道路，商业化道路成功的只有牛津大学社、剑桥大学社。我们的道路是独特的，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中国大学社在商业化道路上也始终没有忘记学术出版道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大学社，无论清华社、北大社、北师大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图书的出版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大学社，中国大学出版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另外，中国的大学出版在30年中培养了一批出版家，这也是中国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同类社不同的地方。国内成功的大学社社长，很多本身就是学者，甚至还同时进行着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这也是国外没有的。大学出版社为我国出版业输出了人才，比如王霁、李朋义、肖启明、常汝吉等人都是从大学出版社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些成功的图书策划人和图书营销人才也都是大学社培养的。

　  在这30年中我们还有一个值得总结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的大学出版人是一个很理性的群体，他们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业进行研究。大学出版人从高校出来，站得高，善于总结、善于钻研，中国大学出版人从现象到理论的研究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有一批这样的人，不断研究出版和大学出版的理论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刊物《大学出版》，涌现了一批这样的学者，比如贺耀敏、贺圣遂、肖启明、吴培华等人。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出版社也是少有的，国内可以进行自主研究问题的出版人才是不多的。

　 1997年的时候，大学出版还在摸索，对自己的发展路径还不是很清楚。举个例子，当时在出版社内部、在大学社内部、在大学出版社之间还在讨论“大学社要不要出教辅书”这样的话题，当时学校的教授都反对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教辅。在那个阶段大学社对自己的发展路径尚不清楚。

　  但从1997年开始，大学出版社搭上了中国教育大发展的快车，在这10年中实现了快速扩张，先是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然后是高校扩招，凡是好的大学社抓住这个机会就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在这个时期扩张起来的，从当初3900万的规模发展到现在的5.8个亿。另外，在扩张的同时，大学社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大学社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学术出版，也可以做商业出版，而且当商业机会放在前面的时候不可以错失，这样做既坚持了大学出版的使命，又抓住了商业发展的机遇。大学出版社也找到了很好的发展方法：就是以商业出版促进学术出版，“以商养学”，使大学出版社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

　  再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华东师大社曾经有3年的时间，每年净增长1个亿，但接下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发展速度？个人觉得比较困难。这10年间由于商业化的成功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培养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竞争、拼搏的能力，使这个群体在商业竞争中可以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很关键的。现在提出大学社改制，对我们社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机制已经可以适应市场经济，改制后发展也会比较顺利。

　  总体上来说，大学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可以说是两极分化的。成功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发展阶段，但是也有一些大学社发展比较困难。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会越来越好，差的则会被淘汰和兼并。比如说上海有一家大学社生存就比较困难，就到处找单位兼并它，这样的社不在少数，已经出现了一批。当然也会有大学社发展得比较有特色，走“小而专、小而强”的道路，尤其是专业出版社，但这种发展道路相对来说也比较艰难。目前国家的管理政策对大型大学社的发展比较有利，这些出版社在改制以后也可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大学社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